我国叙事性近体诗的创作研究概述 及我的浅见

我国叙事性近体诗的创作研究概述

及我的浅见

蔡  竞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闻一多先生曾指出“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谈起诗歌，人们自然会想起诗言志、诗缘情，抒情诗便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永恒的基调，中国诗人钟情于抒情诗，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叙事诗，中国人不爱叙事诗。实际上，我国文学历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历代著名诗人的代表诗作，很多也是叙事诗的名篇。《诗经》中周民族的史诗，乐府诗中的《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估客乐》《连昌宫词》，杜牧的《感怀诗》，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柳永的《煮海歌》，吴伟业的《捉船行》，顾炎武的《秋山》，张维屏的《三元里》，朱琦的《关将军挽歌》，黄遵宪的《度辽将军歌》等等，都是卓绝千古的叙事诗的不朽篇章。这些诗不强调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记述,而重在关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特征,既有对某一客观事物的叙述,又倾情于对主观感受的抒发。

本文拟对我国叙事性近体诗的创作与研究作一个简单概述,并结合近年来我在研习叙事诗方面的一些实践，谈谈几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与同仁诗友一道共同推动叙事诗的研究，旨在对新时代近体诗词创作有所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叙事诗均是以近体诗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叙事诗的内涵及其特征

“叙事诗”，原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一般来说，指的是通过叙事的方式来抒情的诗，是用诗的形式塑造人物形象、描绘生活事件的文学样式。《说文解字》说：叙，次第也。次第当然就是秩序，有了秩序就有了先后，有了一个相对封闭化运行的轨道或脉络。叙事就是对事件（人物）进行有秩序的记录，目的本就是如此。

作为诗的一种形态,叙事诗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而叙事的元素仅仅是作为抒情的线索或者载体而存在的;同时,它又属于叙事类文学,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其中的故事情节往往是作为叙事诗的诱导因素和情感载体，并力求叙事的简单、明了甚至片段化，而不像叙事文学那样追求故事的曲折多变和对具体细节、情节的玩味，从而获得诗意诗境的提升，而不是“事”的敷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是叙事诗最大的特点。叙事诗的抒情性表现为它以诗的抒情原则统驭叙事而不是相反。叙事诗中常常出现抒情插笔——诗人自己站出来，直接向读者倾吐自己对所叙之事的审美评价，抒发自己的激情。这些抒情插笔，是联系全诗各部分的纽带，而且经常是“居要”的“片言”，是精辟的警句。当然，叙事诗在诗中有自己的特点：叙事。这是抒情诗不能取代的。与抒情诗相比，叙事诗所叙之事很多时候是完整的，有时可以是片段式的。抒情诗即便有故事，这故事也不完整；总体上讲，叙事诗的故事却具有完整性。叙事诗不同于一般的叙事类文体，它不以叙事为主要目的，但又不能离开叙事。叙事过实，影响诗味;缺乏叙事或未处理好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就不是叙事诗了。

我国早期叙事诗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民间叙事诗。民间叙事诗即为叙述历史或事件（人物）为内容的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它的产生、流传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按内容分，有创世叙事诗、英雄叙事诗、婚姻爱情叙事诗及近现代革命叙事诗等四类。到了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等文人也开始大量创作叙事诗，与民间叙事诗不同，其作品属于文人叙事诗。文人叙事诗分为长庆体和梅村体。长庆体始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是对唐朝白居易、元稹诗的泛称,定此称谓于宋朝。清朝以后,其内涵性质逐渐固化下来,特点是叙事风情宛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用名词。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学习长庆体，融合“初唐四杰”的语言风格，将长庆体叙事诗改造为著名的梅村体。梅村体是长庆体的继承与发展，优点在于辞藻和声韵更出色，缺点在于用典过多，读诵晦涩，不易传播。

二、叙事诗的发展过程

（一）萌芽时期的先秦史诗

叙事诗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即已萌芽。东汉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就记述了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以时间为线索记述了用竹子制造打猎工具，再用这一工具打猎的全过程，短短八个字就将“开端—继续—实施—结果”，简单明了地表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叙事诗的雏形。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在《诗经》中抒情诗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中还有许多优秀的叙事诗。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就从不同的方面记述了周王朝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史诗。“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组诗实际即对后稷祭祀天神仪式过程的详细描述，即用最简练、最平实的语句给我们描述了古人的生活。正如姚泉名先生所说“传统的叙事诗与口语化一直形影相随。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的一些叙事诗章至今读起来仍然毫无语言隔阂。”但是，从手法上，不得不承认这类史诗的叙事仅仅停留在形象化的简单排比上，其叙事的技巧尚处于极为原始和朴素的阶段。

（二）发展时期的汉晋南北朝叙事诗

汉朝乐府诗是继《诗经》和《楚辞》而兴起的一种新的诗体，它是北方文学（以《诗经》为代表）与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相融合的新的文学样式。早期乐府诗中的叙事诗如《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妇病行》等，它们的优点在于能够塑造情境，展示了事件发生发展的基本情节，这在叙事诗的发展上不能不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到了东汉末年，叙事诗已基本上趋于成熟,《孔雀东南飞》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首诗共三百五十七句,描写了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用生命反抗封建礼教的感人故事。整首诗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既有人物性格的刻画,又有具体环境的描绘,可以认定其为我国最早的一篇民间叙事长诗。

《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也是一篇乐府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故事。该诗体现出了叙事艺术四大特点：叙事体现纵向流动、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叙事与意境完美结合、叙事富有传奇色彩。使叙事诗的意境演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我国叙事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臻于成熟和鼎盛时期的唐朝叙事诗

唐朝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自然也毫不逊色。在唐朝，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大批的优秀诗人和佳作涌现出来，这一时期在叙事诗方面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比如：王硅的《咏淮阴侯》《咏汉高祖》，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骆宾王的《畴昔篇》，李白的《秦女休行》，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高适的《秋胡行》，王维的《桃源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韦庄的《秦妇吟》等。这些诗不仅题材十分广泛，而且反映社会现实是极其深广的，它们涉及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诗人自己的悲苦生活写到民生疾苦，从皇亲国戚写到庶民百姓，从军政大事写到普通生计，从朱门的豪奢写到黎民的饥寒。总之，有征夫和怨女，也有公候和丽人，有折臂、卖炭的老翁，也有拾穗充饥的农妇，有沦落的歌女，也有劫物扰民的官兵，题材的广泛和内容上的深度确非前代叙事诗可比拟。唐朝叙事诗中有几项具有拓新的重要意义，例如叙写胡将作乱、国运衰微的政治史诗，诸如杜甫的《北征》，元稹的《连昌宫词》，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杜牧的《感怀》等，为前代所无，是别开生面的鸿篇巨制。士子不遇的坎坷身世，前代入赋，并未入诗，则唐朝有韩愈的《荐士》《寄卢同》等叙述孟郊卢同等不幸身世的叙事诗篇，肇其端绪。诗人、书家等人的癖好、艺术家的艺术乃至以物入诗，亦从唐朝的叙事诗中可见，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韩愈的《石鼓歌》。所以唐朝叙事诗，不仅有内容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还有开拓创新的一面，因而形成这一时期叙事诗独特的非抒情诗所具备的功能。

为今人所熟稔的经典名作——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成都府》就是这一时期叙事诗歌的代表。如去年秋季，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我偕长子首次在成都都会路散步，忆及杜甫《成都府》之“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之佳句，感慨良多，当晚特吟《首入蓉南都会路疾行且依诗圣<成都府>五言古诗之韵而咏赞之》，缅怀“诗圣”且祝蓉城更美好更繁荣。诗云：“长安离乱后，入蜀总难忘。征雁无消息，音书滞异方。锦江垂碧柳，果木泛金黄。丛菊开何早，时蔬待品尝。浣溪留胜迹，茅屋感凄凉。广厦居寒士，千秋岁月长。川原能崛起，都会路非常。名重新街道，行穿绿荫旁。楼台追古意，笙管出房梁。携子流连处，清风拂面香。”

（四）中衰时朔的宋元明叙事诗

宋元明朝时期，可能因为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即宋之词，元之杂剧，明之小说，这些必定吸引着创作者的注意力。这一时期士子文人的部分精力，毫无疑问地放到新的文学样式的尝试上，致使叙事诗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无论是梅尧臣的《田家语》，柳永的《煮海歌》，文同的《织妇怨》，苏轼的《吴中田妇叹》《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还是张翥的《郭农叹》，杨弘道的《空村谣》，王冕的《冀州道中》，这些叙事诗，篇幅一般都不长，并无完整的情节，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它们的叙事特质，但的确不是为我们所企求的完全具有叙事诗规格的那类作品。比如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中通过描述在是年6月20日夜晚离开海南、重回中原这个片段，表现了作者对海南其地其人的真挚情感，可以看出，虽然坡翁是被贬谪到此地，但是他并没有那么悲观，来海南前虽视海南为畏途，三年后，他爱上了海南儋州。怀着对苏翁深深的崇敬，余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借周日之机携全家专拜位于儋州市中和镇之东坡书院，感受颇多，并赋《首访海南儋州东坡书院感怀》诗以记之：“静观野老童心在，求是何妨瘦骨坚。宦迹南邦琼岛辅，文章西蜀万家传。桑麻千载辉光耀，笠屐四年遗泽延。开化符黎遵古训，敷扬文教育今贤。”宋朝叙事诗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诗中大量加入自注，用散体的说明文字来辅助叙事，期以弥补诗体诗句在叙事上的局限。如王禹偁（chēng）所作《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从开头部分的“偶叹劳生事,因思志学时”写起,把自己前半生的遭际出处一一写下，其中不断插入自注，其文字量与诗句（一百六十韵，即一千六百字）差不多。相比之下,宋人所谓以文为诗,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然尚是诗,此则是以诗带文,诗文并行,虽然自叙意识更强,诗味却淡得多了。当然,此类诗也有其好处,但不在审美价值而在文献价值，宋人年谱行状比唐人易于考索结撰,与其诗中内证旁见叠出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有明一朝，虽然叙事诗无甚大的发展，但也出现过一些从事叙事诗创作的高手，如明朝嘉靖己丑科状元罗洪先，25岁时即高中状元，但因不满当时官场充斥的乌烟瘴气而辞官回家种田，为有力回应人们的猜疑与讥讽，他写下了一组《醒世诗二十二首》，其中最有名的即是其中的第十二首，诗云：“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营家计，昧昧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作为江右学派代表人物、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罗状元能写出这样高水准的纪实性叙事、抒怀诗实属不易，同时，知其遇此境况更令人唏嘘。

（五）复兴时期的清朝叙事诗

到了清朝，叙事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就认为“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一代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之水平”。从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钱秉镫等人以易代之际政治历史作为主体的叙事诗歌，到施闰章、赵执信、胡天游、蒋士铨等人以抨击弊政、留心民瘼为主体的作品，再到朱琦、鲁一同、姚燮等人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乃至黄遵宪、丘逢甲、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清末朝政和国际时事为主题的作品等即成为这一时期典型代表之作。清朝的叙事诗在形式上以“梅村体”“乐府体”见长。“梅村体”在内容上,结合现实更为紧密、更为直接,反映时事更为迅速,常以一人一事反映国家兴亡的大主题，而且常常于中或含微讽，或含深沉感喟。在艺术上，结构更加复杂多变，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又学习植入民歌民谣的一些手法，文词清丽优美,音节更为和谐，转韵自然灵活,而且多用典故，含义深微，有的还更接地气。其中吴伟业的《圆圆曲》最为有名，全诗情节曲折奇特，文句优美，情韵深长,又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又吸收了民歌中顶真等手法,更添婉委，也更雅俗共赏，充分体现了“梅村体”的特色。

同时,清朝叙事诗还继承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于叙事”（《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拓展。在内容上，多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特别是进入近代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融入诗中，其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艺术上,显得更为自由、通俗,风格直率奔放,揭露更趋尖刻。顾炎武的《秋山二首》写清兵屠城嘉定的罪行,歌颂汉人的气节；王士祯的《春不雨》《蚕租行》是反映清初残酷的阶级剥削，统治者催租竟逼死了蚕妇一家;赵执信的《氓入城行》叙述了官逼民反、农民不堪县令酷政而起义暴动的全过程。特别清朝后期的乐府体叙事诗，时事化和历史化的创作倾向更加突出，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侵略，揭露清统治者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罪行,展现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痛苦及他们的英勇反抗斗争等等方面的作品应时而生。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时期的主流诗歌作品几乎对所有的重大历史时事都有所反映，沧海一粟、信手拈来，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称其为“史诗”就一点不怪了。赵函的《十哀诗》哀叹虎门、厦门、舟山、蛟门、甬东、乍浦、吴淞、上海、镇江、金陵等地被英军侵略占领，前有序,后有诗,全过程地写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张维屏的《三元里》一诗，细致刻画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反侵略斗争,歌颂了“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被人称为道（光）咸（丰）间“浙东一巨匠”的姚燮更有大量的乐府诗，如《速速去五解，八月二十六日郡城纪事作》《惊风行五章》等全面反映了英国侵略军侵占镇海的罪行。总之,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把中国人受尽耻辱、饱尝战祸的现实，面对战争赔款不断上升、伤及国库民财的痛心疾首,均在诗中一一详尽反映与揭示，余今读来其呈现的前所未有的悲壮令人震撼、倍受撞击！

（六）记录时代的近现代叙事诗

通观清末民国时期的文坛、官场现象，我们发现这批近代诗人试图在更宽广的开放视野中重新定位中国与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比如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他就在《寰海后十首》中写道：“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官匪拾遗休学社，徒惊绛灌汉公卿。”诗的前四句描绘了官民对战争的普遍心理，虽只写了现象，但深刻的意蕴却不言而喻；所谓的“承平”是清廷用丧权辱国的条约换取的暂时缓解，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变本加厉，虎视眈眈。之所以有话战争的异象，乃是承平原不存在！诗的后四句纵然写到花草莺燕，也不是为了吟弄风月，而是欲起野史之作用，记载民间的风俗人情，表现黎民百姓的遭际和愿望。最后魏源还道出了有识之士的普遍悲哀、沉挚与愤切相交织的情感，表现出一种急欲了解世界，改变现状的爱国志士之心音。出于对魏翁先贤的景仰，记得我于2014年7月24日湖南公干之余、趁炎蒸之午专程由邵阳市区赴魏翁故里——隆回县司前门镇顺访并吟寄致念：“遐望梅山惹缅思，灵襟拭目未曾迟。海图前孕制夷策，暖阁偏遗开窍辞。历尽风霜师异域，常怀家国慰情痴。排云欲遣慰先哲，夙愿当酬应有期。”

再如1908年康有为曾赋《游希腊毕感赋》一诗，回顾希腊文明千余年间凭借海洋“始盗中为商，末成舰队军，终以富乐名”的历史，但他比较了大陆与海洋文明的优劣之后依然得出了乐观的结论：“事若以得失较，终让大陆入。请观全希腊，终归于大秦。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这些诗句即体现出诗人对中华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这或许也代表了近代诗人对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根本见解和最终期待。

进入“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以“国民文学”和“平民文学”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更将诗歌作为建构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重要一翼，极大提高了叙事文学的地位，期冀其担当起建构民族国家意象与格局的历史责任。这极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发展，并促成了中国现代叙事诗创作思想和艺术美学的形成与建构。同时，叙事类文学之所以在中国这一时期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既因为西方历史和现代文化迅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又得力于晚清民初以来通过中西民俗比较，以改造民心民俗造就“新民”的思想文化理念的兴起。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现代叙事诗的创作更因注重文学的舆论宣传和民情鼓动作用，而更致力于民间歌诗和谣曲对诗歌创作的深度渗透和影响。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新婚姻法的颁行、发展生产等运动的接踵而至，亦出现了一批讴歌“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革命叙事长诗。茅盾指出“这是新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主观的生活的体验和客观的社会的要求，都迫使新诗人们觉得抒情短章不够适应时代的节奏，不能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了。”因此，集体主义的、容纳更多社会性内容和体验的叙事诗，取代个人主义的、侧重于表现个人情绪与体验、追求精致的形式和诗性语言的抒情短诗，而成为历史转换的必然。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更为革命叙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平台。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革命叙事诗以体现时代精神为标志并逐步占据这一时代的主流位置。在一些革命叙事诗中，我们看到的是，诗歌把革命英雄从贫苦农民到革命战士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人生成长历程，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如《刘胡兰》和《丁佑君之歌》叙写刘胡兰、丁佑君的革命事迹即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乔林的《白兰花》和艾青的《黑鳗》叙写解放前后女性命运的变迁，阐释新旧社会交替的必然性。根据肖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创作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更成为了现代叙事诗记录时代的一个标志, 10 首歌词描绘了 10 个环环相扣的真实战斗生活场面，堪称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也是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传世佳作。

三、我对叙事性近体诗的几点认识

（一）纪实性是叙事诗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国叙事性诗歌向来具有叙事纪实的“诗史”功能。纪实性是叙事诗的一大基本特征，其内容反映了诗人密切关注实事、时代风云的斩获和领悟。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当然包括近体诗词）创作应当发展叙事诗，深化研究叙事诗。学会叙事，突出纪实，才能实事求是地写作，才能更好的把握诗歌创作的背景，即使历史变迁、斗转星移，也能让别人、有时也是让自己了解真情实况，才可更好地讴歌时代、针砭时弊、表扬先进、鞭挞落后等等。正如诗人姚泉名先生所说“在文学的长河里，叙事从来没有被抒情的浪潮所湮没，相反，它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叙事，是人类的本能。”有了历史背景及现实社会生活的烘托，诗歌创作才会更有意义和价值，才可历久弥新。有的诗人只求把诗写长，直意抒情，甚至肆意恣情，而没有骨力支持，其作品也是苍白的。世上涉及喜怒哀乐、男女情状、丰裕拮据、和合兵毁、康健疾病等等方面的实例与情感，几千年来，古今中外还抒发得少吗？再写不过雷同重复，甚或难以超越？那么什么才是当代诗人的追求呢？这值得我们思考。不变的是情感，变化的是时间和空间，更加千变万化的却是在不同时空里每个生命的不同境遇，也就是说我们写不尽的应当是那些不同的东西，再深刻一点讲成功的创作很多是纪实的，至少是有现实的东西的。我在日常诗词创作中也努力坚持这一原则。人所共知，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我们四川广安人。2014年8月22日，正值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偕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同仁赴伟人故里广安市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期间，所见之景，所睹之物，再次触发心中崇敬之情，遂以小平同志生平主要经历作诗吟成《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礼赞》，诗云：“五岳名齐数邓公，高山仰止缅英忠。少时俭学勤工早，壮岁建勋修德功。百色赤旗正义起，八年倭寇虎称熊。倒蒋淮海神兵用，分地西陲寡敌穷。拨校航船超境界，坚持真理破凡笼。蓝图描绘春潮滚，韬略运筹翔桂宫。改革放开优势显，创新路辟誓言隆。践行两制香江暖，洗劫三轮忠胆衷。经济龙头抓手硬，特区故事盖苍穹。南巡视察明方向，深圳柄彪富裕充。高考诚延天下士，科教赶逐世间雄。外交稳步友朋广，实力增强自信融。怀念先贤固枭猛，酣歌顺势驾云骢。复兴伟业传千代，华夏共欢趋大同！”感谢诗歌给了我娓娓称颂伟人的空间，又赋予了这样纪实创作以激情和丰裕的表现力。

（二）生活细节性是叙事诗的灵魂

因为叙事诗纪实性的特点，因此力图把人们拉回到真实生活中，首先诗人本人要回到真实生活中来，只有这样你所写的诗才会有生活性。客观上说，这样一种基于现实感的写作，让诗人从象牙塔走向广阔社会空间，多维度悉知现实社会生活，也从虚拟式想象走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穿透，从个人感情的狭隘表达走向对生活、历史、经验与想象的追问。这些都要求诗人融入现实生活，尽可能从客观的角度、用冷静的态度、多维度的想象力去阅读、处理现实经验，这样就改变了诗歌写作者的世界观运行机制，客观观察事物的视角让诗人从主观化的思维角度走出来，拉近了诗人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这一点在描写生活琐事一类的叙事诗中尤其突出，比如北宋的陈糙，自称龙丘先生,四川灌县人。苏轼谪守黄州时与陈糙相友善。陈糙好宾客,喜蓄歌伎,妻子柳氏却凶狠泼辣,嫉妒成性。每逢宴客, 陈糙必安排歌伎表演助兴,柳氏则狠敲墙壁、肆意辱骂,闹得陈糙狼狈不堪,客人不欢而散。苏轼戏作一诗以嘲谑陈糙：“龙丘居七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通过苏轼这一客观的观察，用诗词的精致形式表现出这一情景及怕夫人的窘境十分贴切、有趣，后人便用“河东狮吼”比喻内子的妒悍，季常癖则成为丈夫惧内的典故了。我在习诗过程中，也大多以身边人、身边事及日常生活为题材而形成“日记式”作品亦有些收获，如《丙申孟春寄言爱妻至沪上》“同经风雨历沧桑，未至衰年渐染霜。哺子倾情贤德助，爱囡尽瘁秀姿扬。粗言失礼夫君愧，糙语寒心燕尔伤。追悔前非蒙谅解，无眠思念泪涓床。”这首诗记叙的就是本人“言语冒犯爱妻，自觉失礼，于是主动道歉，请求谅解”的生活小事。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教授在《责己真君子 怜妻大丈夫——读蔡竞〈丙申孟春寄言爱妻至沪上》有感》一文中评价此诗“从夫妻二人同甘共苦、历经沧桑写起，唤起爱妻对往日同经风雨历沧桑的峥嵘岁月的深沉回忆；赞扬爱妻为哺育儿女倾情付出，既是助丈夫工作顺心、抚儿女健康成长的贤妻良母。如此值得珍爱的贤妻良母，竟然以粗言、糙语相加，心生愧悔，即勇于自责，向爱妻的赔礼道歉。艺术技巧上描写生动、对仗精工、转折跌宕有致，主题上以自责愧悔、道歉求恕为主旨，遂令人耳目一新。”

（三）语言活性是叙事诗的表达优势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缘情而发的，是承载、传达、蕴含作者情感的艺术化语言，亦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比如唐朝白居易在其《卖炭翁》一诗中即以个别事例来表现普遍状况，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腐败贪婪本质，对统治者掠夺百姓的丑行给予了鞭挞与抨击，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有很强的社会典型意义。全诗描写具体生动，历历如绘，结尾戛然而止，含蓄有力，在事物细节的选择上和人物心理的刻画上有独到之处。语言的活性作为叙事诗的优势，具体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需要我们叙述这个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我非常赞同并响应姚泉名先生把“叙事诗进行到底”的呼吁，并且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华民族最接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也为我们拥抱叙事诗的创作繁荣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广阔的舞台！对此，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无病呻吟式的抒情诗甚或叙事诗了，也不应满足于打着叙事诗的旗号而无限拉长篇幅，我认为内容无干货没有骨力的叙事诗可以休矣。我们向来赞赏老干部吟诗作赋，但也不能把“老干部”体作为判断诗词长短、优劣的标尺，他们热爱诗词，写作诗词这非常值得称道。但是有的人却把这类创作与自己的工作、阅历、见闻完全割裂开来，无病呻吟似的，早一首，晚一首，病一首，愈一首，晴天一首，雨天一首......写作看似很勤奋，但好诗好句不多，甚至毫无实质性内容，毫无针对性可读性。事实上，文章要找到落脚点，才会有感悟有深度。

（四）篇幅不应成为评判叙事诗优劣的标准

近代以来，叙事诗篇幅呈现扩大趋势，尤以七言长排、古风居多，动辄在百句以上。如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2160字，被梁启超称为“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钱仲联《梦苕庵论集》）。当然，同时也有很多以组诗面目出现的乐府诗,如魏源的《江南吟》《皇朝武功乐府》，朱琦的《新铙歌四十章》、鲁一同的《荒年谣》等。这些组诗创作也可以视为近代诗人扩大篇幅的一种策略。我认为叙事诗创作呈现出篇幅扩大趋势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而言,是适应表现日趋纷繁复杂社会生活的需要及受有近代文化学风的影响;主观方面而言,与诗人学识才力和力图创新、改革传统靡弱诗风都有关系。这个方面，我认为一篇长诗数百至数千行，撇开结构性组合起来的长诗不谈，如果没有具体的人、事、物，全在抒情上了，即使在数字和题材上有突破，文字、结构再精致，整篇内容却很难显得丰满、醇厚，所以，该短还应短，诗的精致不应丢掉了！有的冗长而苍白的“巨制”作品，还不如一些短篇来得精致和朗朗上口，更不利于传诵与记忆。比如苏轼的《吴中田妇叹》，前八句写秋天的阴雨给农民带来的灾害，后八句写虐政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言明其危害比雨灾更加厉害。短短十六句不仅表现了民生疾苦，还鲜明的表达了自己反对“新政”的政治态度。再如清末民国初之释敬安（八指头陀）所作之《送友人入蜀》，诗云“草绿长沙渚，凄然送汝行。微官休自恥，万里且孤征。日落黄牛峡，江流白帝城。到时应有泪，不独异乡情。”短短四十个字，所表达出的时节、地点、友人身份、入蜀羁旅以及渲染的离情别绪等等都跃然纸上，读来既顿生眷恋之意，又频添壮其行色的豪情。

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平面，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伴随着人民对外交往、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加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接触面可以突破文献限制，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叙事诗发展的可能和平台。未来只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清词丽句，又有民间俚语的叙事诗才有更好的繁荣发展的可能。题材上不拘泥于表彰忠烈、疾恨战争、追求和平、反对贫困、克服饥饿、憎恨人间的不平不公、反对腐败、痛斥官场恶习、呼吁道德情操、践行家教家规等等，还可以从各个层面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变性、有趣性。叙事诗应具有民间文艺的活性，在语言方面要有民间俚语的特点，这便利于记忆和传唱。正如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既能至情至性、大气磅礴、气象高远，又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代代传诵。在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中，他通过精妙的遣词造句，既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同时还向世人展示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从容不迫与气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诗，依然能感受到诗中的恢宏气势、开阔境界、独具匠心。可以说，《七律·长征》因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是一部精湛的史诗，如今它也成为支撑我们民族精神支柱的一座叙事诗丰碑。

特别要叨唠一句：我们这群诗词爱家与创作苦主不一定都要非去企求出笼一批不同凡响的叙事诗来，但一定要有深切关注并身体力行去捕捉合适题材、运用叙事诗这一特定文学样式创作一批有干货、够分量的作品来的意识与勇气。余等乐见其成，更翘首以盼矣！